“2006年，教育部提出要在較短時間內，將全國余下的44.8萬代課教師全部清退。進入2010年，代課教師將進行后的清退。”3月6日上午社科界32組討論中，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委員將問題剛一拋出，現場頓時“炸開了鍋”，委員們或三五個人同時爭搶話筒急于表態，或交頭接耳私下議論，紛紛為農村代課教師“鳴不平”。

 

     清退的不是代課教師，是良知。

 

    “沒有他們，國家就不可能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”

 

    代課教師由民辦教師演變而來，是指在農村學校中沒有事業編制的臨時教師。大約10年前，教育部門以“提高基礎教育師資質量”的名義在全國“一刀切”，不允許再出現民辦教師。而事實上，不少偏遠貧困農村地區招不到公辦老師或公辦老師不愿去，只能繼續由臨時教師執教。他們一直沒有國家承認的“人民教師”的合法身份，而被稱之為“代課教師”。

 

    “恰恰是民辦教師這個特殊群體的出現，才結束了中國農村若干年沒有現代初小教育的歷史。沒有他們，國家就不可能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。”侯欣一委員提出，40多萬代課教師含辛茹苦幾十年，從事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的，在偏遠地區教書育人工作，給偏遠地區的孩子們帶來了希望和知識，在中國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的歷史和現實中都做出巨大貢獻。這個貢獻不能抹殺，更不能讓他們抑郁而終。“這體現出的是以人為本，更是社會的良知。”

 

     代課教師被清退，何處是歸宿？

 

    他們都做著真正的教師工作，但至今連個“名份”也沒有

 

    王安治是甘肅省渭源縣黑鷹溝村的一名代課教師，今年已54歲。他從1974年就開始在當地小學代課，2009年9月拿到600元補償后被清退。30多年的代課生涯中，村里曾有一家三代都是他的學生。王安治已經75歲的老父親患有白內障，兩個孩子一個打工一個上學，外債欠了將近5萬元，維持生計的只有幾畝薄地，而他又身有殘疾，離開了教學，連農活也干不了。

 

針對此等尷尬境地，李君如等委員表示，代課教師數十年如一日，犧牲了經濟收入、犧牲了青春年華、犧牲了健康甚至生命，從而保證了國家教育的進步。未曾想，幾十年后的今天，他們卻成了失業一族，沒有謀生的本領，沒有勞動能力，成為了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。

 

    委員們說，無論當年的民辦教師還是今天的代課教師，盡管他們都做著真正的教師工作，但獲得的卻是微薄的報酬和極低的待遇，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，甚至至今連個“名份”也沒有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可以說這是國家對他們的“雙重虧欠”。這里既有對教育投入的不足的問題，也是一種責任缺失的表現。代課教師被清退，何處是歸宿？的確是一個需要政府納入視線并高度重視的現實問題。

 

　　“無情”政策，應“有情”操作。

 

    縱然是遲來的“愛”，也是當下代課教師們的大渴望。

 

    “妥善解決好代課教師遺留問題，關鍵是各級政府要按照義務教育法要求，切實為他們負起責任。”趙園等委員提出，當前，在國家大力清退代課教師的時候，是去還是留讓他們焦灼不已。代課教師為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，即使對于確需清退的代課教師，也應當“無情政策有情操作”。

 

    委員們建議，國家應盡快拿出辦法，制定及時到位的政策措施，妥善解決好代課教師歷史遺留問題。可以考慮將解決這一問題與現在啟動的清理化解“普九”債務工作一并列入政府的工作范圍。解決代課教師遺留問題理應成為一個政府行為，這不僅因為政府有責任、有能力，還在于民辦及代課教師確實屬于義務教育欠債范圍之內的問題。